“十四五”時期是我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指出，新發展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個階段，同時是其中經過幾十年積累、站到了新的起點上的一個階段。新發展階段是我們黨帶領人民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歷史性跨越的新階段。

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科技進步、國防建設、民生改善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功勛卓著，功不可沒。當前，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在實現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個歷史宏愿的進程中要承擔新的使命和任務。在日前國新辦舉行的國企改革發展情況新聞發布會上，國務院國資委黨委書記、主任郝鵬指出，要全面參與構建新發展格局，充分發揮好中央企業的帶動和牽引作用。“十四五”國資央企要實現“五個新”和“一個總目標”，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建成一批世界一流企業，充分發揮國有經濟的戰略支撐作用，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經過多年改革發展，國有企業已經為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奠定了堅實基礎

國有企業已經具備了在新發展階段為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做出更大貢獻的基本條件，具備了開啟新征程、實現新的更高目標的雄厚基礎。

從國有企業經營規模和經營效率看，截至2020年底，全國國資系統監管企業資產總額達到218.3萬億元，2020年的營業收入為59.5萬億元、利潤總額達到了3.5萬億元，“十三五”時期的年均增速分別是12.7%、7.4%、10.7%。中央企業資產總額連續突破50萬億、60萬億關口，2020年底是69.1萬億，年均增速達到了7.7%。

從國有資本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看，截至2020年底，先后完成了12組24家中央企業的重組，有力推動了資源向優勢企業和主業集中，促進了相關行業、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有效緩解了同質化競爭、重復建設等問題，提升了中央企業的資源配置效率。中央企業市場競爭力不斷增強，在國際標準、行業規則制定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不斷提升。

從企業創新能力和水平看，中央企業的科技創新能力和水平都得到實質性提升。中央企業的研發經費投入強度從2015年的2.16%提升到2020年的2.55%。中央企業是科技創新的國家隊，取得了一批世界級科技成果，增強了我國綜合實力，涌現出一大批世界先進水平的標志性重大成果，打造了一批高水平科技平臺，集聚了一批高層次創新人才，為未來發展積蓄了創新后勁。

從國企改革成效看，取得多項歷史性突破和實質性進展。國有企業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得到根本性加強，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取得了實質性進展;全面完成公司制改制，企業獨立市場主體地位從根本上得以確立;首次實現了國有企業的功能分類，有效解決了過去工作中存在的“一刀切”問題;總體解決了企業辦社會和歷史遺留問題，使國有企業更加公平地參與市場競爭;健全市場化經營機制取得了實質性進展，積極推行經理層任期制和契約化管理，深化企業薪酬分配市場化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了實質性進展，有效促進了各種所有制資本的優勢互補和互利共贏。

從國資監管體制改革看，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加快推進國資監管職能轉變，動態調整權力和責任清單，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對國有資本投資公司、運營公司、產業集團“一企一策”實施授權放權。實施專業化、體系化、法治化監管，更好推動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

在新發展階段，國有企業要強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核心使命

新中國成立以來，國有企業始終將自身的發展使命與國家發展戰略緊密結合在一起。在新發展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日益成熟，國有企業日益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國有企業具備了為中國人民“強起來”做出巨大貢獻的更為充分的條件，國有企業自身需要有更加強烈的使命感。

現代企業管理學認為，使命是企業組織存在的理由，使命決定戰略，企業組織基于戰略進行有效運作，在市場中計劃運籌、組織協調各種資源，最終實現自己的使命，這是企業組織運行的基本邏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僅僅把企業作為一個具有“經濟人”特性、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組織，企業就很難做大做強做久。卓越的企業從來不把營利作為終極使命或者唯一目標。營利只是企業發展的手段，企業必須有為社會進步做出更大貢獻的崇高使命。對于中國國有企業而言，更應該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奮斗目標，這是國家出資設立國有企業的基本要求，也是國有企業存在的終極使命。

在新發展階段，國有企業要聚焦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大任務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肩負新的歷史使命，在新的發展階段，國有企業肩負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大任務。因此，國有企業必須全面準確認識新發展格局的重大戰略意義和科學內涵，通過創機制、激活力、謀戰略，在全面參與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進程中育先機開新局。

第一，國有企業應聚焦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強。構建新發展格局最本質的特征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而自立自強的關鍵在于科技的自主創新。在新發展階段，科技自立自強是“十四五”規劃的首要任務目標。“十三五”時期國有企業在科技創新方面取得突出成績，為“十四五”期間進一步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面對眾多“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薄弱問題，國有企業必須圍繞原創性技術創新進行更多資本布局，在國家重大科技和產業化項目進行科學戰略部署，強化基礎研究投入，提高高級技能工人占比，完善科技服務體系，積極探索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型舉國體制，在推進創新攻關的“揭榜掛帥”機制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國有企業尤其中央企業要成為新型舉國體制下科技自立自強的核心平臺，組織協調各方力量攻克戰略性、基礎性、共性的技術問題，提升重大項目的組織實施效率，使得國有企業尤其中央企業真正成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原創技術策源地。

第二，國有企業應聚焦產業鏈供應鏈的治理能力提升。從供給側看，產業基礎能力薄弱和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低是制約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突出短板，也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著力點。在全球分工更加精細的背景下，提升國家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是一個向高附加值延伸的過程。從國際經濟循環角度看，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還處于中低環節，對全球價值鏈治理還缺少話語權;從國內經濟循環角度看，總體上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在產業鏈供應鏈中處于中上游地位，對產業鏈供應鏈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但這種能力主要是基于資源導向的，不是基于創新導向的。新發展階段要構建新發展格局，提升中國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水平，國有企業就要在現有的基礎上，實現流程或者工序升級、產品升級、價值鏈環節攀升，或者企業功能升級、價值鏈躍遷等方式來提高我國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水平，完成從基于資源優勢控制產業鏈向基于創新能力控制產業鏈的轉化。這就要求國有企業尤其中央企業高度重視基礎研究、共性技術、前瞻技術和戰略性技術，在準確把握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分布和關鍵技術現狀的基礎上，在產業基礎再造工程中發揮核心作用。中央工業企業應在生產制造層面搭建要素集成、技術創新、流程優化、人才培育的專業平臺，提升中國的工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附加值水平，成為真正意義的基于創新能力的產業鏈供應鏈的“鏈長”。

第三，國有企業應聚焦促進共同富裕和滿足人民對于更加美好的生活需要。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人民有能力滿足自身的需要，且社會能夠產生相應的供給，提升內需才能夠不斷實現，從而暢通國內大循環。一方面，居民的收入水平決定居民的消費能力，并影響國家的內需潛力。國有企業吸納大量居民就業，從多方面影響收入分配體系的構建，對形成完善的收入分配體系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消費體系對于擴大內需、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具有牽引效應。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后期和城鎮化中期階段，居民消費快速轉型升級，但是長期以來制約消費體系轉型升級的體制機制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且日益凸顯，嚴重抑制了消費轉型升級潛力的進一步發揮。國有企業對于形成新型消費體系意義重大，是我國促進消費品質升級、消費均衡發展的重要抓手。在新發展階段，國有企業應積極思考如何更好完善收入分配體系，健全國有企業內部激勵分配機制，合理參與社會收入再分配體系，在正確處理國家、企業和個人之間的分配關系上形成國企樣板，為實現共同富裕貢獻力量，相關國資國企監管機制應充分適應這方面的要求。與此同時，國資國企還應主動布局人民群眾關注的消費領域和消費環節，通過市場機制滿足人民群眾對于高品質生活的要求，以構建新型消費體系為契機，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

第四，國有企業發展應聚焦在更好“以內促外”中發揮作用。正確處理國內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關系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面對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與“兩頭在外”國際循環帶來的問題，以及我國國內經濟規模、發展階段和各類條件的變化，國有企業必須逐步轉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主動適應和創造市場需求，加強現代流通體系建設，持續改進供給質量和供給效能，在更高水平開放的基礎上，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循環相互促進的“新局”。國有企業在改革開放初期曾是我國引進外資和外部技術的主要力量，并在對外開放進程中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在構建新發展格局背景下，國有企業要成為“以內促外”的重要主體，通過加大開放合作力度，積極落實國家對外發展戰略部署，堅定不移深化對外合作。在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國有企業就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央企業參與建設“一帶一路”沿線項目超過3400個，“十三五”期間中央企業實現海外營業收入超過24萬億元，對外投資收益率達到6.7%。在外部發展環境急劇變化的背景下，國資國企應該也必須在共建“一帶一路”、完成“碳中和”目標等問題上發揮更好的作用，更深更廣融入全球供給體系，提高運用和塑造國際規則的能力。